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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沈明? 尚怡
【内容摘要】作为融思想性、艺术性和商业性为一体的电影新类型，新主流电影如何兼顾思想性与商业性，一直是实践操作和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红色符号作为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表征之一，其在新主流电影中的呈现策略与解读风险值得探讨。本文对 2018-2023 年票房较高和影响力较大的 11 部新主流电影的红色符号进行文本分析后发现：红色符号呈现出景观化特征；红色符号主要通过知觉层代码、直接意义层代码、含蓄意义层代码完成意义构建；其在文本、实物、美学、人物等层面向大众文化靠拢。然而红色符号尚存在真实性、适配性、可理解性等方面的传播不协调，容易造成创作和理解层面的风险。
【关键词】新主流电影；红色符号；景观；解读风险
新主流电影自产生至今已逾 20 余年，相关研究不断深入，创作类型从此前单一的历史题材到如今既注重历史影像书写亦体现人文关怀。当前学者主要聚焦于研究新主流电影的表现形态、叙事话语、符号呈现、共同体理念、时代特征等，对其红色符号的具体呈现、意义建构以及解读风险等探讨不够，具体表现为：没有全面的符号选择机制、符号化细则和传播策略研究；红色符号对想象共同体的建构研究较少；大众文化与红色符号的理解错位等风险问题也探讨较少。本文对新主流电影中代表性的红色符号进行收集、分析，了解红色符号在新主流电影中的使用概貌，洞察红色符号传播策略的变迁，深挖商业与主流价值碰撞中出现的语境解读风险，从而缩小新主流电影的意义解读误区。
一、红色符号选择特征：承载主流意识形态
新主流电影的核心要素是承载主流意识形态，影片中所出现的红色符号必须服务于主流价值。在满足基本主流价值需求前提下，需要根据影片包含的实施细节、传达的价值观念、希望达成的传播效果进行具体考量，确定影片的语意表达并在语意指导下进行话语塑造和符号呈现。所呈现的红色符号既要具备鲜明的中国特色，又要具备时代气息，能够被身处不同语境、不同层次的观众所理解接受，并且尽可能减少文本误读。
（一）符号表征：景观化与仪式化呈现
通过对 2018—2023 年五年间中国代表性新主流电影进行文本分析发现，当下技术逻辑与商业资本日益侵入新主流电影创作边界，红色符号呈现景观化与仪式化趋势。具体体现在追求视觉体验所带来的冲击力和快感的同时，将创作理念和价值观念在镜头画面中无声流出，影像表现辅以数字虚拟技术在激发观众沉浸体验的同时更突破传统独白叙事、场景和传播内聚力的界限。如《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旗的多次出场、《长津湖》中的敌我对战、《万里归途》中难民转移等都成为新主流电影中再现历史情节、传递核心思想、强化思维在场的标志性符号。
新主流电影中符号运用的仪式化和景观化固然能够强化情感塑造和提升观赏体验，如若作为媒介的电影没有把握好情节主要矛盾，没有成功传递主流价值和主要观点，对于红色符号进行非合理运用，则容易在整体创作结构中陷入人物虚化、叙事弱化、景观空洞化的叙事困境。
在市场经济语境中，商品符号变成体现消费社会的视觉文化景观，带有资本属性和大众文化属性。电影行业发展在消费社会中不可避免地出现景观化色彩。在新主流电影中，符号景观化具体表现在利用先进技术和强大后期所塑造的技术景观、大量符号象征构建的符号景观、具有强烈可看性和冲击力的动作奇观、大量体现中国印记的文物奇观等。而符号仪式化则体现在通过仪式化情节、仪式化行为、仪式化人物唤起观众潜意识中的民族记忆，形成民族想象共同体，使每个观众在景观统治之下能够自觉主动参与到日常生活和民族意识形态的思考中。
（二）符号选择：当代性与史实性结合
新主流电影通过将留存于大众记忆中的共通符号进行重现与再加工，在借鉴史实的同时突破以往的固定叙事框架，赋予影片较强的戏剧性和人文性，与时代生活、时代观念、时代旋律相适配，从而实现红色符号的当代性与史实性结合。以《万里归途》为例，随着剧情中情感浓度上升，带领撤侨的外交官人物形象崛起，撤侨行动与主人公形象也在影片细节之处打破固有认知框架，将传统符号与当下电影框架理念相结合，赋予角色更深厚的当代性，迸发更为深刻的民族大义。
任何一种话语形态都与广泛的社会文化相联系，并深刻反映社会现实和时代底蕴。新主流电影在红色符号选择上，倾向于将深刻展现中国革命历程、革命成就的文物符号、行为符号、身份符号等内嵌于当代电影场域中，使文本传统与话语秩序在当代社会不断得以改变与重建，将传统与现代话语模式相交叉，塑造当代新的话语形态和叙事体系......(本文为文章截选，完整版请见《教育传媒研究》2025年第1期，本刊已入中国知网、万方、维普等相关学术数据库）
本文系江西省社科规划重点课题“人工智能时代西方‘涉华’舆论操纵现状与应对策略研究”（项目编号：23XW01）、江西省艺术规划“红色文化短视频嵌入日常生活的模式和路径研究”（项目编号：YG2022071）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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