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姬德强? 郑丹琳
编者按
在中国全功能“接入”世界互联网 30 周年、创新提出“网络强国”建设 10 周年之际，面对日益复杂的互联网世界，如何分析国家、资本、技术、社会力量在塑造互联网新边界中的角色，如何以新的规范性理念重新定义互联网的治理原则，如何在以城市为代表的场景中勾勒网络与社会的互嵌和互构关系，成为重新想象互联网的理论和实践的起点。本刊特此组稿，以飨读者。
【内容摘要】当今时代，作为物理竞争的延伸，对网络空间领土或者说互联网“划界权”的争夺已经进入白热化阶段。从对传统意义上物理空间交往边界的界定框架与长期弥漫的互联网无边界想象思潮变迁历程的回顾切入，呈现出正在浮现的且划分方式日益复杂的互联网边界问题。本文从地缘政治、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以及文化系统四个视角，构建了互联网的“流动的边界”这一概念框架，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生成式人工智能引发的互联网伦理边界、全球化视角下的“Z 世代”文化边界、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下的全球南方国家边界为代表的互联网边界前沿议题，以期为国际传播研究打开新视域，并为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提供新思路。
【关键词】互联网；网络空间；流动的边界；国际传播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快速转变和地区性冲突的加剧等结构性因素使得互联网边界研究的学术价值与实用性得到了显著提升。互联网平台也已经成为作用于现实世界决策与社会动向的强大力量。互联网史学者丹·席勒（1999）从对数字资本主义批判的视角切入，提出网络空间是全球资本流动的一个重要场域，在此背景下，网络空间的边界不仅是技术性的，也是经济和政治的。网络空间边界的流动性体现在数据、资本、服务和人员的跨境流动上，这种流动性也反映了全球资本主义的需求和压力。当今时代萌生出的一些新问题也正在挑战人们对网络空间之边界的认识。随着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物联网（IoT）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普及，网络空间与现实空间的边界变得愈加模糊，网络与社会的一体同构进程不断深入。2023 年，苹果公司“空间计算”显示设备 Vision Pro 的发布再次将这一议题推向了国际舆论的潮头，彰显着网络空间已经与人们的现实生活形成了高度互嵌。除此之外，围绕各类跨国数字平台的地缘政治讨论日益紧张。在美国“TikTok 剥离法案”的推进进程中，绝大多数美国本土 TikTok 用户通过拨打国会电话抑或是游行示威的方式表达了不满，通过数字平台联结的想象的共同体已经由网络空间走向线下，强烈的身份认同也使得美国用户凝聚成了一股与结构相对抗的力量。面对此类现象，以往对网络空间研究的“旧语言”已然无法解决当下的“新问题”。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传统的互联网边界的研究框架亟待更新以应对新问题和新挑战。本文以互联网的“流动的边界”为焦点，尝试梳理出这一边界问题的复杂维度。
一、边界议题的涌现
（一）物理空间的交往边界
区域国别研究为理解传统意义上物理空间交往之边界提供了思路。任晓（2023）提出，区域是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的叠加，就空间维度而言，区域的划定必须以土地、人口、主权三要素为基础。与此同时，朱锋（2023）对区域这一主体基础性与专业性的核心要素进行了聚类划分，梳理出国家主义、社群主义、发展主义、文化主义的区域建构理论脉络。此类对于区域主体的探讨使得区域的边界愈加清晰地浮现出来，从而构建了以地理、政治、经济、文化、语言为核心维度，全球化与在地化相结合的物理空间交往边界框架。
地理边界是物理空间自然存在的界线，在不同文明以及政治实体之间竖起了天然的屏障。政治边界明确划分了国家的管辖范围，对于国家的主权和法律制度的适用具有决定性影响。经济边界围绕着资源配置、产业布局与市场准入权等因素构建，对区域的经济活动以及发展方向起到了把控作用。文化边界则通过共享的信仰、习俗与传统来界定，其在形塑群体身份与行为模式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语言是人类社会交往的基本工具，语言边界的存在直接形成了沟通与理解的屏障，从而影响着物理空间的互联互通。由此可见，这些物理空间交往边界在塑造社会结构与人际行为模式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对物理空间交往边界的解构不仅揭示了边界这一议题本身在社会组织以及文化传承中的关键地位，也强调了在互联网技术变革的宏观背景下，对这些传统边界进行重新评估的重要性。
（二）互联网的无边界想象
20 世纪末，互联网在全球范围内兴起，当时人们对于新技术的狂热期待与渴望也顺势造就了互联网乌托邦神话的纷至沓来。至少在那个历史阶段，互联网乌托邦神话的信仰者认为，互联网能够整合并提供无限量的知识与资源，从而促进信息自由流动并助推全球民主化进程，形成了去中心化的无边界的神话型叙事。与此同时，从《网络空间独立宣言》发布到《世界是平的》出版，从麦克卢汉提出的“地球村”概念到比尔·盖茨的“信息高速公路”一说，技术精英群体构建的技术神话认为，互联网能够超越国家边界，超越一切现存的物理空间交往边界，进而开辟一个自由、平等、多元的新世界。这一有关互联网的无边界想象至今仍不绝于耳。随着鼓励用户生成内容（UGC）与共享的 Web2.0 时代的到来，新兴技术赋能“互联网 +”，促进了线上线下全面融合的“万物互联”的日常生活新模式的缔造，加之在社交媒体语境下全球社交网络交往的持续深化，以及各种开源数据服务的不断拓展，互联网的无边界想象则进一步照进现实，也确实驱动了全球数字经济的发展，提升了全球互联互通水平。中国政府也曾表示，互联网发展是无国界、无边界的，利用好、发展好、治理好互联网必须深化网络空间国际合作，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与数字资本主义所构建的单一的甚至是同化的互联网无边界技术迷思不同，中国提出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强调在网络主权得到保证的前提下，不断改善数字经济发展模式，推动发展与治理的国际合作，尤其是聚焦数字经济在增强全球人民福祉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共同面对全球网络治理的新挑战。换言之，互联网的发展与应用在全人类共同命运的意义上自然是无边界的，但是在具体的时空语境中依然是存在边界的，这主要是源于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不均衡，尤其是全球数字鸿沟的存在乃至加剧。
（三）正在浮现的互联网边界
随着互联网与人类社会的深入互嵌，许多隐患的爆发也正在击碎人们所曾经信仰的来自数字精英群体的互联网无边界神话。例如，随着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互联网平台的“武器化”进程，网络主权问题已经超越发展中世界，成为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的关注议程。再如，隐私侵犯与数据安全风险日益凸显，已然成为全球范围内备受关注的互联网发展问题。对用户数据的收集与处理虽然为互联网企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洞察能力，但也同时暴露了互联网数据管理之无边界所造成的用户隐私保护缺失。与此同时，政府与企业在数据收集方面的合力将会进一步威胁到公民的隐私权，也已经导致了全球和地区范围内“监控社会”的形成。早在2014 年，欧盟法院在谷歌诉西班牙数据保护局案件中创造出了“数据被遗忘权”这一司法先例，2016 年，欧盟通过了前无古人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可见跨国法律已然成为互联网正在浮现的第一重边界。在文化层面，不设边界的网络空间虽然看似促进了跨文化交流，但也同时引发了对于文化同质化愈加严重的担忧。国际媒体与娱乐巨头通过跨国互联网平台，以娱乐和消费的名义撒播以西方文化为内核的“主流文化”，使得地方文化特色时刻面临着被边缘化的风险，从而威胁到本土文化的独特性与多样性。对此，一些国家采用了强化互联网审查机制的手段，这也意味着对信息流动的国家边界控制的增强。此外，在互联网无边界想象欣欣向荣的同时，数字鸿沟问题在全球范围内更加严峻，信息的获取与通信技术的应用之不平等被进一步扩大，这不仅限制了资源贫乏地区人民接触与利用数字资源的能力，也加剧了经济与社会的分层现象。因此，为了应对互联网无边界扩张带来的系列问题，国际社会不得不对互联网的边界问题进行重思，以求在全球范围内构建一个更加平等与包容的网络环境。
二、互联网边界的多重界定方式
网络空间是一种能够与物理空间拟合从而迸发出更大能量的技术空间，就战略意义而言，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已然成为继陆、海、空与外太空之外的“第五疆域”。网络空间中由大数据活动产生的疆域存在边界一说已是当前社会主流观点。然而，在国际传播视阈下，信息的自由流动与技术的持续迭代使得互联网的边界也处于实时流动的状态，对互联网边界的争夺也因而成为了大国与强国竞争的焦点。因此，对于如何界定互联网边界的研究在当前具有举足轻重的学术与战略意义。
（一）地缘政治视角在地缘政治视角下，互联网边界的划定主要受国家主权与地缘区位两个维度的影响。早在 2013年，北约网络防御中心卓越合作组织发布的《塔林网络战国际法手册》提出国家有权对其主权领土内的网络活动和网络基础设施行使控制权。2016 年，中国“地理边疆说”学者提出，网络空间的边界划分应当与陆、海、空这一国家维护的传统主权原则相符合，在某国境内进行的一切网络活动及其产生的相应数据信息均属于该国家网络主权的管辖范围。国家主权作为一种强有力的边界对网络空间进行了切割，各国政府通过制定并实施一系列包括网络安全法与数据保护法在内的相关政策与法律从而确保其主权能够在网络空间得以延伸。这些政策与法律不仅体现了主权国家对网络空间控制的战略布局，也彰显出其对于国家公共利益与国民安全的积极保护。
与此同时，在全球网络治理框架中，地缘区位因素也深刻影响了互联网边界的界定。掌控以海底电缆、国际数据中心为代表的互联网基础设施成为强化在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中战略地位的重中之重。长期以来，美国正是凭借其地缘区位优势，通过在领土内大规模建立互联网交换点以及铺设海底光缆的接入点从而在全球信息流动与网络政策制定中发挥了决定性的影响力。此种对互联网基础设施的控制策略不仅是地缘区位优势带来的结果，也同时揭示了国际力量间的竞争与博弈。综上所述，互联网的边界已经、正在也将持续被国际地缘政治关系以及战略利益所共同塑造。互联网边界的界定不仅是国家主权的一种体现方式，更是地缘政治斗争博弈的结果。
（二）政治经济视角
在技术解放性想象的余温笼罩下，以及用户端“去中心化”的互联网使用经验的发酵中，互联网无边界想象的说辞依然强大。然而，当今时代跨国互联网公司的爆炸式增长与极速聚合重组使得互联网平台再度成为网络空间的主导力量，并呈现出了史无前例的高度排他性，网络空间也因此呈现出了“再中心化”的趋势。在 Web3.0 技术革新的席卷下，跨国互联网平台正在掀起一阵“网络圈地运动”的新浪潮。平台公司以绝对垄断地位掌控垂直市场，以持续拉高用户黏性为手段，意图对全球网络空间进行瓜分。换言之，经过一阵激烈的原始争夺，互联网的垂直用户市场已经被互联网平台背后极少数的互联网寡头企业分割，用户对于平台的选择余地屈指可数。“超级互联网平台”也在信息资本主义的制度框架以及权力联盟的保护下随之诞生，各超级互联网平台功能差异化显著，其内部则是形成了极为封闭的商业生态和用户生态内循环，从而在网络空间中呈现出以互联网平台及其背后企业为主体，对互联网边界进行切割的新格局，而且已经超越了乃至容纳了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国际秩序。
（三）意识形态视角
“意识形态”概念的广泛使用缘起于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著作中，常常被用以阐释马克思主义的理念以及划清与非马克思主义思潮之界限，因而这一概念始终蕴含着明确边界之意义。与此同时，在全球范围内，意识形态也是不同阵营为了捍卫自身、针对他者所经常使用的话语工具，并常常受到曾经的冷战思维的影响。2022 年，由美国政府主导，联合欧盟、英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家共同发起了《互联网未来宣言》。该宣言特别提出要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促进信息自由流动与全球互联互通，然而却遭到了全球南方国家对于将西方标准强加于人的谴责。更显见的是，将全球互联网按照自由与专制、民主与非民主加以划分的基础叙事不断被西方精英群体重复和强调。因此，以意识形态划分阵营已然是切割互联网边界的一种常见手段。
随着全球互联互通水平的提升，多元化社会思潮的涌现，使得网络空间成为各方意识形态力量争锋的角力场。探究互联网的技术逻辑可以发现，互联网的边界与意识形态纷争始终处于深刻相互绑定的状态。在网络空间中，每个网络主体均可以被视作一个具有明确意识形态导向的信息节点，这些信息节点通过一系列网络行为相互链接，从而形成了一条条信息锁链，如此一般的多种信息锁链交织从而构建起一张张复杂的信息网。网络空间内的不同意识形态力量往往通过渗透这些信息节点、切割信息锁链以及侵蚀信息网展开竞争，而用户身处此等信息网中所获得的讯息也无不被意识形态过滤。由此可见，互联网的底层技术逻辑凸显了划分互联网边界的意识形态基础，以意识形态切割互联网边界不仅是技术问题的显化，更是涉及社会政治动态问题的投射。
（四）文化系统视角
长期以来，网络空间作为现实空间的延伸，为文化表达和发展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场域，不同文化也孵化出不同的网络化路径，甚至是特定的网络工具，正如微信之于中国。然而，互联网所承载的包罗万象的信息与网络传播范围之无界与多元文化的内涵与生存空间之有界之间却形成了一种“边界的张力”。13其中，语言文化的差异首当其冲，在网络空间中拉起了天然的边界线。浸润于不同语言背景中的人们对信息的感知与解读方式大相径庭，因而在网络空间中也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以语言为核心凝聚力的不同社群。与此同时，绝大多数互联网媒体平台更是会把语言视为用户群体划分的首要标准，并根据不同用户群体差异化的文化取向精准推送定制化的内容。国际社交媒体平台 X 与流媒体平台Netflix 以语言区为边界设计的针对不同用户群体的当日热门话题榜单便印证了以文化为区隔的互联网边界之初现。其次，主导文化思想的差异也是在界定互联网边界时不可忽视的关键因素之一。中国的文化底色深受传统儒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浸润，往往倡导集体主义观念以及道德伦理的重要性。这与西方着重强调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与人权至上的文化内涵存在难以打破的壁垒，如此差异使然，不同文化间难以存续的对话性也推动了互联网文化边界“自决”的进程。再次，在全球化与信息化高速发展的背景下，互联网接入的普及和信息与通信技术的持续更新也导致了各种各样亚文化的兴起，这些亚文化群体成员往往通过互联网传播其特立独行的观点及生活方式，他们格外强调群体自身的独立性与特异性，并在极大程度上拒绝主流文化的同化与收编，从而实现了对以主流文化为框架划分的互联网边界的再度切割。另外，一些活跃的社会群体，比如技术群体、性别群体、环境群体等，也在全球互联网中搭建着属于自身的虚拟文化圈，形成了蔚为壮观的网络文化新形态。由此可见，多元文化与网络空间碰撞所激发出的多重“文化相对主义”张力，为在网络空间界定文化边界奠定了坚实的传播实践逻辑。
三、互联网边界研究的前沿议题
尽管随着学术创新的揭露与社会认知的深入，互联网的无边界幻想基本已经不攻自破，并且在网络空间已然建立了多维度的边界界定框架。进入数字化乃至智能化发展的新阶段，在国际局势风云诡谲、科学技术与大众文化快速发展更替的背景下，对互联网边界的讨论应当被放置于一个新的语境中，与时代相结合交错涌现的互联网边界问题也亟待被学术研究一一回应。
（一）生成式人工智能引发的互联网伦理边界问题
以 ChatGPT 为代表的基于大语言模型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已经引发了信息传播模式的重大变革，并挑战了互联网传播的伦理边界。生成式人工智能通过复杂算法与海量数据实现内容自动化生产，打破了传统的以人为中心的内容生产模式，重塑了互联网传播生态，也对互联网边界的定义产生了深远影响。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正面临着大卫· 科林格里奇提出的两难困境：过早严格控制可能抑制技术创新，而过晚控制则可能导致技术失控。因此，制定合理的治理策略与把握适当的治理时机至关重要。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训练数据主要源自互联网，这些数据中包含了复杂的文化价值倾向和意识形态特征，其中的偏见色彩直接影响了所生成内容的中立性及质量。此外，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缺乏透明度，难以溯源，也增加了虚假信息在互联网中传播的风险，这对互联网传播伦理提出了新挑战。
为应对以上挑战，从技术与制度两个层面加强治理，确保互联网传播的伦理边界至关重要。首先，要加强对生成式人工智能训练数据的管束，确保数据来源的多样性与公正性，以减少偏见对内容生成的影响。其次，建立透明的算法治理机制，提升算法的可解释性，也能够确保生成内容符合伦理规范。通过技术治理与制度建设，国际社会才能够在确保技术创新的同时，维护互联网传播的伦理边界并为互联网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综上所述，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崛起不仅改变了信息传播的范式，也同时带来了传播伦理的问题，直接关系到互联网边界的管制。只有持续加强技术治理与制度建设，才能够有效应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带来的互联网传播伦理边界之风险，从而促进全球信息传播的公平与安全。
（二）全球化视角下的“Z 世代”文化边界
近年来，在互联网技术颠覆性变革的背景下，媒介的更新作为生活方式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愈发融入了新生代青年人的身份认同与诠释中。这些浸润在互联网环境中成长、乐于探索新鲜的平台媒介新生代“数字原住民”被冠以了“Z 世代”的头衔。受到互联网新媒体的形塑，“Z 世代”青年人尤其注重创新消费文化与生活方式的叙事模式，其所崇尚的多元包容、数字化生活、环境可持续性以及社会正义的价值观念自成一派，因而凝聚成了独特的“Z 世代文化共同体”，其不仅在网络空间中自然而然与其他群体形成了边界的区隔，对互联网工具的熟练掌握更是使得“Z 世代”青年人能够在公共领域掌控更大的话语权，从而在社会层面行之有效地提升了代际的可见性。然而，在全球化潮流的席卷下，近年来部分学者对“Z 世代”这一概念进行了反思，认为“Z 世代”的议程本就根植于西方历史与文化脉络中，被精英主义与资本主义逻辑裹挟，充斥着浓烈的西方色彩。因此，在探究“Z 世代”所赋予的互联网边界时，一方面要鼓励“Z 世代”对互联网新媒介使用提倡的观念与我国时代叙事以及民族叙事相结合，彰显出我国与全球化同步的表象，另一方面也要同时警惕“Z 世代”的互联网边界一旦牢固形成后，西方带有偏见色彩的狭隘思想对我国网生代青年群体的侵蚀。换言之，全球互联网语境中，“Z 世代”的文化边界也是一个被多元主体塑造乃至争夺的场域。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下的全球南方国家边界
在不平衡数字革命与不公正国际格局的交互影响下，全球信息传播格局的两极化态势加剧，全球南方不仅是全球发展与合作中不可或缺的参与者，更是推动全球治理变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坚力量。然而，由于全球北方国家对核心资源的掌握和对南方国家发展路径的系统性影响，全球南方仍然面临强大的自主发展屏障和自决能力提升问题。南方国家内部对于互联网治理的政策安排也存在较大分野，往往倾向于以主权为基础，结合共同的区域文化为逻辑进行互联网边界的划分。这种传统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全球南方区域内的信息自由流动。因此，全球南方作为共同体对互联网边界进行整体界定的解决方案正在被呼唤......(本文为文章截选，完整版请见《教育传媒研究》2024年第6期，本刊已入中国知网、万方、维普等相关学术数据库）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标准和实现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2ZD01）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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