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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视域下我国对外汉语传 播政策分析

——基于多源流理论

2023/07/14 16:26

魏琳雯? 杨华

【内容摘要】在倡导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之下,汉语国际传播与教育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 本文以“多源流”理论为基本框架,在梳理对外汉语政策的基础之上,从问题流、政策流和政治流三个方面进行政策 剖析。经分析得出:数据指标显示我国在经历“汉语热”的同时存在对外汉语教学人才的供需矛盾,与多起热点事件 共同汇聚为问题流、政策流与政治流。本文还从对外汉语传播的困境着手,以解决措施为现实反馈,试图透过三流汇 聚共同开启“政策之窗”。

【关键词】“一带一路”;汉语国际传播;政策;多源流理论

一、多源流理论概述

“多源流”理论,以决策的“垃圾桶模型”为 滥觞。20 世纪中后期,美国管理学家科恩(MichaelD. Cohen)、詹姆斯·马奇(Johan.G.Glsen)等人通过 观察组织行为,并从组织中的决策过程总结出 ,“社 会组织是大量竞争性决策的聚合”,而组织决策往往 决定于四股“流”(streams)。最后出台的决策实际 上是那些全部处在垃圾桶里最优的政策。该模型从偏 好角度,强调了政策决策过程中的“非理性因素”。

20 世纪末期,在科恩“垃圾桶模型”的基础上, 美国政治家约翰·W·金登 (John Kingdon) 提出了“多 源流”理论分析的框架。①作为一种富有创造性与发 展潜力的模型,该理论认为,在政策决策过程系统 中存在着三种“源流”(Streams),即问题流、政策 流与政治流;三种源流可以汇聚成“一窗”,即“政 策之窗”。

从问题源流来看,社会环境中出现了形形色色 的社会问题,但并非所有问题都能被列入政策议程。 是否能引起决策者的注意,主要取决于问题本身的 性质。为何决策者会关注某些问题而忽略其他问题? 这主要视官员如何了解并界定实际情况。约翰·金 登明确表示,问题的界定应该包括明确的、可以衡 量的因素。

从政策源流来看,它是创建、辩论、改革和提 出建议的过程,通常在由特定政策专家组成的政策 社区中产生。围绕着“政治原汤”,存在着由官僚、 科学家与学者组成的在原汤上“漂浮”着的政策支 持者,他们对如何解决政策领域的问题形成了不同 的意见和看法。

从政治源流来看,与上述两个源流不同,其流 动规律具有独特性。该源流涉及三个因素:公民情绪、 压力集团的活动以及行政或立法权力的变化。公民 情绪意味着在某个国家,相当大部分人倾向于朝着 同一个方向思考,这种情绪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并且很容易推动提案纳入政策计划。决策者的 理解则可能成为政策规划的积极驱动力和障碍。

作为西方经典理论模型,多源流理论应用于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框架之下必须作出适时性调整。该 理论中政治源流部分中的“压力集团”“财团”在 我国并不存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也并 不会发生立法权的变化,立法权是由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及其常委会来行使的。此外,在金登的经典理 论模型中,问题源流、政策源流与政治源流是彼此 不相干的三类因素,在三流汇聚之前并不会相互影 响;而在我国利用辩证法的思维分析社会现状,三 种源流所裹挟的因素是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关系。

二、对外汉语传播政策演变

汉语的国际传播形式主要可分为两种,一种是 以政府力量为主导的传统传播,另一种则要借助于 大众传播媒介。在政府主导方面,教育领域最突出 的便是在世界各地兴办孔子学院,形成权威、系统 教授汉语的学习场所;再者,由中国驻外使馆与孔 子学院等联合举办的诸如“汉语桥”等世界级中国 文化赛事,截至 2022 年已吸引 150 多个国家与之结 缘,在全球产生了非凡的影响力。在借助大众传播 媒介方面,互联网与信息科技的飞速发展使得媒介 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电视、电影、网络媒体等不 仅仅是提供娱乐的平台,同时也是社会文化的传播 载体,一些发达国家已然能够熟练运用网络与影视 载体来塑造文化软实力、提高国际形象。

汉语国际传播政策主要分为三大类型:一是对 外交流政策(包括国关外交与人文交流),二是来 华留学生培养政策,三是对外汉语教育体系建设政 策。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汉语国际传播事业正式 开始,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开创期(1949~1978 年)

在这一时期,我国语言规划的关键是我国通用语言文字(即普通话)的普及。以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为起点,以改革开放为节点。

(二)发展期(1979~1994 年)

这一时期的重点放在了对外汉语教育事业上。 此时,来华学习汉语的留学生数量与日俱增,截至 1984 年已达到了 1293 人。对此,我国开放了大批 高等院校招收外国留学生,成立了“汉办”等统一 的领导协调机构。

该阶段以改革开放为起点,以 1994 年国家“汉 办”等机构共同召开“对外汉语教学的定性、定位、 定量问题座谈会”为节点......

(本文为文章截选,完整版请见《教育传媒研究》2023年第4期,本刊已入中国知网、万方、维普等相关学术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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